中国开源的冰与火

内容摘要 1999 年，业界谈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互联网与开源的 Linux。当时，从事 Xteam Linux 研发的冲浪公司的总经理任一甚至碰到了这样一件事：当任一自报家门，对出租车司机讲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开源软件的开发时，“见多识广”的的哥也用一种充满着兴奋的口吻显示了自己的博学：“我知道开源，就是那个自由的、免费的。”一时间，开源的春天以让人惊异的速度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开源软件也随之陷入低潮。 四年以后，开源软件的代表 Linux 虽然几经沉浮，但在 IBM、HP、Oracle 等 IT 巨头的扶持之下，已变得成熟了许多。然而，多数人对开源的认识仍然和那位“见多识广”的的哥一样，认为那就是自由的、免费的，在人们眼中，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开源社区依然惨淡如昔。于是，日益成熟的开源技术与惨淡的开源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开源正面对着一个因冰火交融而形成的巨大缺口。

人才，但就目前来说，急需的是高水平的开发人才。要成为高水平的开源开发人才，要迈过一个很高的门槛，而国内迈过了这个门槛的人还太少。怎么叫迈过这个门槛了呢？基本要求是把 Linux 内核研究过一遍，还要能熟练使用各种开发工具。Linux 的内核压缩以后是 20M，打印出来后相当于 60 多本砖头厚的书，国内很少有人能完成这个工作。而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真正要成为能对开源社区做出贡献的人才，还要具有相当的创造性。

　　洪峰同时认为，中国开源社区的成长空间是惊人的，北京有这么多聪明的学生，他们之所以没有加入到开源社区内，是因为高校没有给出适合学生的清晰的发展路线图。如果我们给出他们清晰的发展路线图，中国的开源社区的发展将是充满光明的。

　　在产业层面，刘澎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开源软件，在现阶段所需要的不是精英。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精英。所谓精英只不过是比别人早几年认识到了开源软件，如果宫敏先生当年不把开源软件引进到中国，会有另一个人把开源软件引进来。Linus 写 Linux 内核确实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并不是说另一个人就不可能完成这件事情。Linux内核并不能直接应用，真正让 Linux 成为一种优秀的操作系统的原因，在于后期大量的工作。

　　刘澎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现在做开源软件的人缺乏一种献身精神。许多开源的倡导者谈开源文化时显得觉悟很高，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开发某个具体开源项目时，动辄就要求上万元的月薪。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开源软件目前急需的是有执行能力而又有着对开源文化的信仰的人才。此外，国内开源软件还缺乏复合型人才，往往是原来搞研究的人在搞开源软件项目，这些人只能起到“车间主任的角色”，当上级领导下达生产任务后去完成,而不能实现从研发到把技术成果转换成商业成果的全过程。因此，开源软件界同样需要学会了在市场中同最精明的商人打交道的人。

　　刘澎强调，这并不是说开源厂商不需要高层次的人才，相反，我们要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严格挑选人才。举例来说，一个职业篮球队需要一名右前锋，找到一名原来打左前锋的职业选手，问他能否适应右前锋的位置，可能会得到否定的答案。然而找一名业余的多面手，我们可能得到肯定的答案。但他的技术水平不行，最终还是要放弃。因此，我们要找的是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软件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竞争，对此，开源软件也不能例外。从技术层面看，软件的竞争，既不只是金钱的竞争，也不单纯是代码量的竞争，而更多的是创造力的竞争，也正因为如此，人才问题才应该被摆在软件业发展的首位，开源也才因为对于人才培养有着更好的效果而更具魅力。针对开源人才问题，IT 评论人雁鸣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发展开源急需两类人：运用开源技术的管理软件的开发者和开源教育的推广者。


政府支持是灵丹妙药吗

　　在影响开源发展的因素中，政府支持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韩国的开源软件从业者已能自毫地说，他们的开源软件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开源软件水平，这其中，政府的支持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我们也能见到因政府干预而造成的种种负面作用。于是，政府支持是不是促进开源发展的灵丹妙药这个问题，就成了摆在中国开源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大问题。

　　就政府支持的问题,洪峰认为在软件这场智力竞争中，首先应该允许多种形式并存；一方面需要有国家队的选手，另一方面也要有个人选手存在。其中,由个人选手组成的开源社区的成长与产、学环境有着很大关系。Linux 为什么诞生于芬兰，而没有诞生于中国或是美国呢？原因就在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很注重操作系统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图书和代码。Linus 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创立了 Linux。然而，国内在产、学环境方面对开源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限制因素。如目前经费的支配存在着垄断，并不是每个有创意的人都能拿到经费。你要把你的思想和别人共享，就要出书，但出版业是垄断的；你要传播你的思想办教育，国家不承认你的文凭，你就招不到学生。因此，洪峰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不应该当运动员，而应该是规则的制定者。要让所有的纳税人受益，政府所要做的是制定好游戏规则。开源的发展还是一个反学术垄断的问题。

　　洪峰同时认为，发展开源软件要抱着一种“入静”的心态，抛开浮躁。并不是要先把生活搞好了，再去搞开源软件，而一旦迈过了基本的门槛，回报就会来了。要知道许多开源软件项目的创立者在创立项目之初经济上也很贫困，但多年的心血换来的是一种超越层次的成功。但问题是目前整个环境太过浮躁，如大学中要求一年发表多少篇论文，但就是没有人统计这些论文中有多少获得过国际奖项，这些论文又有多少原创性。IT 业的一大挑战就在于原创，创造出一种新思想，就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创意产生于人的头脑，并不完全产生于军团做战。因此，政府需要为开源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政府支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刘澎则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对待开源的保护策略，对待开源软件不能完全采取保护策略，如果把开源软件当作温室里的花朵，开源软件就永远也长不大。我们应该正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千年过去以后，人人喊打的老鼠繁殖得比主宰这个世界的人类还要多，而人们视之为保护动物的老虎却进了动物保护园。目前开源社区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中软、红旗、共创等开源软件企业自身经营也很困难，因此不可能指望他们资助开源社区。同时，国家的资金也应该只用来支持那些踏踏实实搞开源研究的人，而不应落入打着开源的幌子却在为自己谋私利的人手中。
事实上，影响开源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内软件的有效需求不足。在凯恩斯看来，当企业找不到出路时，政府就应出面采取一些诸如启动公共工程建设之类的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与此同理，政府也应该考虑在同等条件下，政府可以将采购需要更多地向国产软件（特别是开源软件）倾斜。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介绍说：“国内目前急需安全等级达到A级的操作系统，在国内开发不出A级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只好采用国外的产品，而在许多机要部门，这是一个隐患。正因为如此，国家正在下大力气开发A级操作系统，许多从事开源软件研发的机构找到我，要求得到一个机会。这实际上就是需求促进开源发展的一个例子。”

　　由此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开源的发展确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政府支持成为开源发展的灵丹妙药的前提，一是不能用包办代替的方法把开源管死，二是要在宏观层面结合开源发展的需求提供适时的政策帮助。


开源与产业

　　提起开源的发展，另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开源与产业的关系问题。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发展开源软件可以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而反过来，实现开源成果的产业化以后，又可以解决开源的商业模式问题，使得开源软件更好地向前发展。从这个角度说，开源与产业是一种互济的关系。

　　对开源与产业的关系，洪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中国西部，人们由于吃不饱饭就想到了挖山，其结果是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人们因此而变得越发贫困。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政策反过来了，政府开始鼓励人们种树、种草，并给予一定的补助。这样一来，生存环境改善了，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形成了一个好的循环，人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洪峰感叹，同样的方法为什么不能应用在开源的发展上呢？

　　倪光南院士指出：“政府原来的做法是支持五、六种 Linux，这样每家得到的支持力度又都不够。现在政府改为制订 Linux 标准，去引导在 Linux 上的开发，目前我国制订的中文 Linux 标准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Linux 社区和跨国公司的关注。”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不同厂商间的竞争与合作，而标准关系到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政府在其中的用意，完全可以通过信息产业部苟仲文副部长的一番话表现出来：“从以往看来，政府扶持企业，往往达不到政府所需的科研技术开发效果。即使达到了，又会形成新的垄断，企业往往不愿将研究成果与别的企业分享，最终还是达不到政府想通过个别企业来推动某技术产品在产业界形成主流产品的良好愿望。所以，我们政府在 Linux 这件事上，将转向支持基础的、开放的、公共的、服务的能力建设之上，而不是光支持某些企业公司的发展，依靠他们来走这条路。”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倪光南先生就提出了国内 IT 业“无芯无魂”的问题，当时，倪光南先生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在此之后，我们为了弥补操作系统的问题，走了一条封闭开发之路。试想如果当时我们就采用开源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相信今日IT业的格局已不是这个样子了。从这一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开源在整个IT产业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老话重提，今日的开源又走到了技术成熟而生态环境薄弱的十字路口，风险与机会混杂着摆在我们面前。面对着风险与机遇，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今天的行动将决定着经历了冰与火的融合之后的明天的中国开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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