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骑士Eben Moglen：软件给了我自由

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软件给了我自由。他以此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投身软件自由运动。Eben Moglen是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自由软件基金会，或译：免费软件基金会）的法律顾问。他从12岁起就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并从14岁起，就能够通过为计算机编写程序赚钱。利 用做程序员赚的钱付清了大学教育费用、历史博士和法律学位的教育费用。
    在离开IT行业成为一名律师之前，曾经为IBM编写过几年程序。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加入Columbia Law School担任法律和法律史教授之前，曾经在New York District Court（纽约联邦地方法院）和US Supreme Court（美国最高法院）担任过法官助理。在哥伦比亚工作期间，他处理 了自己第一个关于软件自由的重要案件。Moglen解释说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阅读电子公告牌的时候，发现了Pretty Good Privacy，这是一 个由Phil Zimmerman编写的电子邮件加密程序。Moglen对这个软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也意识到Zimmerman可能会在法律方面遇到麻烦，因为美国的法律禁止出口加密软件。我给Zimmerman写了封电子邮件，我写道：祝贺你！你将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同时你也将会陷入很多麻烦之中。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动作只比警察快了两个星期。美国政府控告Zimmerman，认为他将PGP软件在互联网上公开的做 法违反了美国法律。Moglen为了大众的利益帮助了Zimmerman，美国政府最终撤消了这一诉讼。
    在处理Zimmerman案件的时候，Richard Stallman联系了Moglen。Richard Stallman是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始人，他也需要法律帮助。Moglen再一次无偿地帮助了他。最初，Moglen大约花1/5的时间来帮助FSF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这一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但是，他认为他所付出的时间不会比自由软件开发人员为了改进程序所付出的时间更多。我之所以花时间帮助他是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要完成。有些工 作只能由律师来完成，有些工作可能只能由Richard来完成，另外一些工作则必须由程序员来完成。愿意无偿工作的律师比愿意无偿工作的程序 员要少得多。除了为FSF提供法律帮助外，Moglen现在还在通过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为其他一些自由软件项目，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是他帮助在2005年2月份成立的。他还是Public Patent Foundation的一名主管。Public Patent Foundation的宗旨是限制美国专利 系统被滥用。

问：去年，你帮助建立了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软件自由法律中心），这个机构为自由软件项目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你现在处理多少个项目？
    前来请求帮助的人比我们能够提供的能力超出很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说明如何才能够最好地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这里要做一下分类——把我 们的服务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这里有5名律师，我们有一打左右的主要客户。我估计这样的客户量我们在接下来6个月左右才能完成。大约 还有半打左右的人正在寻求我们的帮助，他们也许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客户，大约有同样数量的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不过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比我们的主要客户要少一些。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会让更广泛的开发人员受益。例如，本周我们发布了一个position paper其中说 明了 Sarbanes-Oxley Act中涉及到违反GPL的情况。

    问：你为自由软件项目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哪些是你的主要客户？
    一类是具有广泛商业应用的自由软件项目，它们特别需要确保自己的合法性。另一类需要处理的是需要组织帮助的其他项目——税务问题或者 其他问题。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和GPL修订工作目前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将会在One Laptop per Child 项 目上投入更多时间。我们还为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Wine、Samba和OpenOffice.org做一些工作。

    问：Law Center在GPL 3的制订过程中起了哪些作用？
    目前，我这样来说明我们的作用：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是许可证的作者，因此主要负责许可证说明。而作为FSF的法律顾问，我们负责管 理各种法律问题。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中心正在参与讨论并起草许可证——Richard和我在一起工作。

问：GPL 3第一个公开的讨论稿在1月份发布了。第二个讨论稿会在什么时候出台？你是否能透露一下在第二稿中会有哪些修改？
    我们在5月份可能会暂停起草工作，并将在6月中旬进行下一次讨论。我应该说最有可能修改的地方是那些有很多建议和讨论地方。对于人们在讨论的问题我一点也不吃惊，但是这些领域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目前有很多修改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是好的，我们会采纳。我们也在学习 ，所以在下一个版本中会有一些并不是人们要求的修改，而是因为我们做出了更深入的思考之后做出的。

    问：Linus Torvalds是Linux的创造者和内核开发维护人员，他曾经表示过他不愿意将该操作系统转到GPL 3上，你如何看待这件事？
     对我来说评论人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许可证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只在许可证方面给人们建议，但是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许可证是我的客户自己决定的事情——这种决定需要深思熟虑。我相信我曾经看过Torvalds在公共场合所做的所有评论，以及他还没有公开做的一些评论，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

     问：Torvalds的一个观点是他对于GPL并没有对于FSF那么虔诚，并且认为FSF旨在让人们的行为更加公平，而不是限制人们使用软件。你是否同意你Linus对自由的态度近乎虔诚？

我认为Linus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很深刻的。似乎只要有人不能全部认同我们的价值，就会用宗教的方式来批评。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宗教上的意味，而是义务、原则和信任。对于我来说，自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其他社会价值一样重要。

    问：你的中心是否处理违反GPL的事件？

每年FSF都会收到大量的关于违反GPL的事件报告。让人们遵守许可证并不困难——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你都只需要写一封信就可以了，你需要写两封以上的信的情况并不多见。需要律师介入的情况非常少。我们并没有让这一工作变成律师骗钱的陷阱。许可证有效果是因为它是一套获 得协作的系统，而不是一套伤害人们的系统。你可以会看到关于Stallman和FSF的负面评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向企业索取过一分钱不必要的版税。Stallman曾经要求我永远都不能让对赔偿金的要求妨碍对兼容性的要求。

问：你的律师对于软件和软件开发了解多少？

在这里工作的律师都有着非常高的技术水平——这是一家由黑客组成的法律企业。我们的客户是那些编写计算机代码的人——他们尊敬那些对于代码和他们有着相同理解的人，对于不会写代码的人则会非常不耐烦。我能够成为Stallman得力律师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觉得代码有问题的时候，我会自己去看代码。如果你的公司有大量的资源，你的律师就不一定非要是电脑程序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提 供高水平的支持，所以我们比较高水平的技术专业水平。

    问：你们中心收到了多少资金？在这些资金用完了之后，你有计划如何应对？
    我们从OSDL（Open Source Development Labs，开放源代码开发实验室，这是一个从IBM、HP、Intel以及其他公司获得资金的Linux团体）收到 了425万美元。OSDL为我们筹集资金——它收集那些希望看到这个法律企业成功的人的捐赠，然后把这些钱给我们。这样是个很好的做法，我们 不知道谁为我们捐献了什么，这让筹款工作变得简单。我也在做一些其他的筹款工作，这些工作花费了我很多时间。我的观点是我们将继续发展下去。自由软件是一大堆金蛋，现在企业们忽然意识到他们需要有人来照顾这只下金蛋的鹅了。

    问：你是否希望Law Center会在未来几年中发展？
    是的。但是在目前我们不希望它无限制地扩展。在2004年秋天，我们提议在未来五年中将规模扩大一倍，但是预计在其后就会保持这一规模。我们期望看到更多人按时参与这一工作，在机构内领取工资工作，或者免费提供帮助。我们的企业的目标是以比较低的成本，低风险地培养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年轻律师。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律师——我希望这里有超过一半的律师将在其他什么地方工作。我把这里看作是自由软件的法律研究生学院。

    问：你认为招募有软件背景的律师难度有多大？
    最好的人会希望在这里工作，因为我们可以让人们做他们真正关注的事情，因此从本质上说是安全的。我希望在这里工作的律师都有一些自由软件的背景。有些曾经在顶尖学校学习过计算机技术的人在我们这里工作，比如MIT，他们曾经为自由软件项目做出贡献，他们曾经在诸如IBM 或者HP这样的公司里面工作过。

问：除了在Law Center中的工作，你还是Public Patent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很多大型技术公司，包括IBM和微软都在呼吁美国专利 系统的改革。你认为这一改革可能行有多大？
    现在的专利系统有两类主要用户——信息技术行业和制药行业。制药行业不允许对专利法做出不利于自身的任何修改。专利系统可能会通过阻 止软件专利的方式为IT行业做出调整。Stallman已经说了15年：软件应该没有专利。大的专利系统也是个糟糕的主意，但是只要制药行业能够 同以往一样拥有众多的政治家，这个领域就不会有什么变化。

    问：专利是否真的影响了自由软件？
    很少听到有公司因为自由软件违反专利而需要支付版税。大体上说，用户不会，拥有专利的人首先寻求的是收版税。一个比较合适收取版税的人是发行商，因为版税可以被包含在价格中。自由软件的发行商是否也会向那些不支持自由软件的专利拥有者支付版税？是的，因为人们支付 版税并不一定是以公开的方式。我不认为规模的问题等同于版税的层次。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专利在软件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发现你会违反多少专利权。当专利被用于诸如手纺车之类的技术时，人们在大规模生产产品之前需要注意的，有可能涉及到的专利数目非常有限。但是 软件产品没办法确认和多少专利相关。

    问：编程是一个增量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应该被认为是独特的。但是即使软件专利只在小范围内实行，编写计算机程序仍然会有风险。去年，欧洲议会拒绝软件专利提案，你是否认为这是对于软件专利态度转变的一个信号？
    （该提案被拒绝）是政治上的一次伟大胜利，尽管在政治上软件专利仍然是个小问题。它表明了专利应该是和政治相关的，这和交通、健康和教育是一样的。

    问：对于软件专利的态度是否有转变？
    我还不知道。在50年后，或者在100年以后，所有权的概念会不一样，专利系统将不再存在。但是这需要人们对于软件专利认识的转变。

问：很多人控诉自由软件运动是反资本主义的，其中包括比尔.盖茨。你对此有什么回应？

认为我们是反资本主义的观点是非常愚蠢的。自由软件并不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在从自由软件中挣了很多钱，它给我们钱去创造、改进它，并提供法律帮助。一些人喜欢把知识变成产权。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提法，这是贪婪的诡计。这是没有办法标准化，也是不可以接受的。它 违反了言论和思想自由。我们并不提倡它是因为它将人们排除在思想之外。在数字世界里这样做格外有害。在现实世界里，这种排除是有意义的，因为你通过制造某种物品赚钱——一本书或者一盒磁带。所以你可能会对别人说：“我花了1美元来制造这盒磁带，所以如果你不给我1美 元，我就不能再生产磁带了。”而在数字世界里，任何东西都没有边际成本。一旦你生产出了第一个，你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就能够制作100万 个副本，所以你应该只付一次的费用。

    问：人们称你为dotCommunist。你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的文章，这和称呼我自己为dotCommunist（信息世界的共产党员）是两回事。这篇文章仅仅是借用了Communist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的名字。每个人都说：“他是个dotCommunist。”如果我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 Anarchism Triumphant: Free Software and the Death of Copyright（无政府主义的狂欢：自由软件和版权之死）。可能又会有人说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但是写一篇文章并不意味着这么多的含义。如果我唱“die gedanken sind frei”（一首德国歌曲，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做“ 自由的思想”），并不意味着我就变成一个德国人了，我只是唱唱老歌而已，歌里唱的是自由的思想，属于我的思想。

    问：最后，你为什么认为FSF在传播它的理念方面是成功的？
    我们自由工作计划比其他人的计划更有效的原因是它们并没有包含相关的行动——观念的证明、运行代码，建立伙伴关系等。你第一个做这些 事情，它们奏效了，所以你邀请人来将它做得更好一些。绝大部分为了自由而努力的人们都有乌托邦式的理想——“我知道一个从来也不曾存 在过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能到达那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它表明作为建设自由的模式，在方法上会面临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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